穿着苏晴给我找来的、印着「半夏」Logo的浅褐色围裙，将长发利落地束在脑后，努力让自己入这个有着温灯光、舒缓音乐和咖啡香的空间。每一次成功出一杯得到客人点的拿铁，每一次准确记住某位熟客“美式不加糖、加冰”的要求，甚至只是将拭干净的杯子整齐地放回架子，都能给我带来一丝微小却真实的成就感。这感觉，与在“金殿”地下室那种麻木、屈辱、见不得光的工作验，天差地别。

        然而，这种表面上的平静与逐渐适应，无法掩盖心底日益沉重的负罪感。每天看着苏晴在店里忙碌的影，看着她对待客人、对待咖啡、甚至对待我这个“新员工”时那种专注而认真的态度，我就无法不想起“林涛”留给她的那一地狼藉——那些我失踪后必然留下的债务烂摊子，那些需要她独自面对的法律程序、收压力，以及“丈夫失踪”这个事实本所带来的情感创伤和实际生活的艰难。我像一个卑劣的旁观者，甚至可以说是“共犯”，一边享用着以全新份获取的、相对安宁的现在，一边深知过去的自己给眼前这个人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和困扰。这种认知，像一把钝刀子，日夜不停地、缓慢地切割着我的良心。

        这天晚上，轮到我和苏晴值晚班。窗外不知何时下起了雨，起初是淅淅沥沥，后来渐渐变得绵密，雨点敲打着咖啡馆的玻璃窗，发出单调而持续的声响。店内最后一位客人也在半小时前离开了，我们将“营业中”的牌子翻到“打烊”，锁好门，开始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。

        我负责清点今日的营收，将零散的纸币和币分类、清点、记录，再放入专用的布袋里。苏晴则在后面小仓库里整理新到的一批咖啡豆。雨声让空旷的咖啡馆显得格外寂静，只有我数钱的沙沙声，和远隐约传来的、苏晴挪动麻袋的窸窣声。

        钱数到一半，我的动作忽然顿住了。

        耳朵捕捉到了一种极其细微的、压抑的、断断续续的声音，从那扇虚掩着的仓库门后传来。

        不是挪动重物的声音。

        是……啜泣。

        极其压抑的，仿佛用尽全力才堵在咙里的，混合着鼻的、沉闷的抽泣声。

        我的心脏猛地一沉，手指下意识地紧了手里一张纸币的边缘，纸张发出轻微的脆响。我放下手里的东西，几乎是无意识地，放轻脚步，慢慢朝着仓库的方向挪去。

        仓库的门没有关严，留着一隙。里面只开了一盏昏暗的节能灯。透过门，我看到苏晴蹲在几个堆叠起来的、印着产地产区标签的咖啡麻袋旁。她背对着门，微微蜷缩，肩膀在不受控制地、轻微地颤抖着。她手里紧紧握着手机，屏幕亮着，光线映亮了她低垂的侧脸和下巴。

        屏幕上，是一张放大的照片。一个约莫五六岁的小男孩，穿着可爱的卡通睡衣，在床上睡得正香，脸红扑扑的，长睫像两把小扇子。是我和她……不，是和“林涛”与她，曾经的孩子。离婚时，孩子抚养权判给了她。

        苏晴的视线死死地锁在屏幕上，泪水正大颗大颗地、无声地顺着她的脸颊落，在下巴汇聚，然后滴答、滴答，砸在她系在前的、米白色的棉布围裙上，迅速洇开一小片深色的痕。她的另一只手紧紧攥着围裙的一角，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。

        她没有发出大的声响，但那无声的、肩膀的颤抖和落的泪珠，比任何嚎啕大哭都更让人感到一种窒息般的心碎。